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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亮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7月25日，北京大学教务部在校内信息门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本科学业评价工作的通知》，提出从设置容错探索机制、增加等级制评定方式、完善课程考核反馈机制、深化学业多元评价等几个方面，开展优化本科学生学业评价工作。虽然这份通知涉及学业评价的多个方面，但是新闻媒体无一例外，都将“全面取消绩点”作为标题中博取眼球的关键字眼。

实际上，这份通知有关绩点的内容只有两处。一处是在深化学业多元评价方面，提出“不以单一标准评价学生学业能力，自在学年级为2025级的学生开始，学生学业情况将由成绩单完整体现，在各类含有学业评价的工作中不再使用绩点”。另一处则是强调“等级制成绩不换算成绩点”，各个院系可以结合学科特点和学生学习情况，制定相对统一的等级制评价体系。

换句话说，全面取消绩点是本科学业评价改革的重要工作之一，而在本科学业评价中全面取消绩点涉及不少方面的配套改革。毋庸置疑的是，绩点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的确牵动人心，所以才会引起如此之大的关注。

但是，我们既不应将学业评价改革完全等同于取消绩点，也不应过分放大取消绩点本身的作用。

天下大学生苦绩点久矣

大学课程的学生成绩评定方式，包括百分制、等级制、合格制等，其区分度和颗粒度依次递增。平均学分绩点（GPA，Grade Point Average）通过一定的换算规则，可以将学生成绩均一化为0到4.0分之间，从而实现了跨校跨专业的可比性，方便在留学、保研、入党、就业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学业评价。

绩点制本身是一种制度创新，通过标准化的成绩换算，使不同高校与专业的大学生可以进行横向比较。换句话说，绩点就像是大学生的“硬通货”，可以据此分配资源，使绩优学生获得奖学金、升学深造等稀缺机会。但是，这样一种完全量化的成绩评定，以及与之匹配的“一刀切”，实现了对大学生的完美锁定。

与此同时，绩点制在不断开疆拓土，蚕食几乎所有课程，以及课程以外所有可以用于评定大学生的活动。这使任何一个可以和绩点挂钩、换算的活动，都同课程一样，因为“卷绩点”而变味和扭曲。

这让大学生的功利性极强，课程学习的动机也出现扭曲。大学生上课不再是为了开阔视野、获取知识和满足好奇心，而是为了提高绩点以获得保研等方面的资格。我曾听一些大学生私下交流选课经验，他们所奉为圭臬的选课指南，更多关注的是如何选到不付出而高绩点的“水课”。

这样的课程往往要求不高，教师慷慨给分，学生皆大欢喜。但是，如此选课恰恰是一种误导，使大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动力。相对来说，那些难度大、要求高和充满挑战的课程，教师打分相对严苛，学生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准备和复习，则是大学生唯恐避之不及的“天坑”课程。

于是乎，大学课程选择成为一种精于计算的理性选择，而实际上不过是一种精明的算计，也偏离了大学应有的发展轨道。

比如，绩点焦虑的学生千方百计地追求高分，课程作业越写越长，课堂展示越来越花里胡哨，形式大过内容。再如，大学生来听学术讲座，可能不是为了了解研究前沿，而不过是为绩点加分罢了。

威廉·德雷谢维奇在《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就谈到了美国大学的成绩膨胀带来的问题。他指出，“在如今的校园里，学生普遍以低质量功课换取老师的高评分。”这是因为，“平均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厉害，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素质差异也就变得更加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绩点焦虑反噬大学生

绩点制类似于企业管理流行的“强制分布法”，即必须要按照一定比例，将员工绩效分为优良差等档次，其中绩效差的员工面临调岗或裁员风险。这种刚性制度有助于打破“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做法，有利于激发员工的士气，但也并非毫无副作用。

大学生“卷绩点”，并非什么新鲜事，近些年来却愈演愈烈，以至于反噬大学教育应有的价值。大学生为了绩点而忙得一塌糊涂，围绕绩点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但是，这样一种单向度的竞争，却并非高等教育所应有的样子。强化绩点的选拔作用，无异于将大学“高中化”，而大学课程考试也趋向于“高考化”。

大学生活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大学生应该是千姿百态的。当高校将大学生的所有表现都通过绩点这样一种简单粗暴的指标来表征时，所有方面的表现都会黯然失色。在这样一种绩优主义的“指挥棒”下，大学生就像停不下来的陀螺一样旋转，却迷失了大学的方向。

比如有学生在课后反馈，她在我负责的一门课上的绩点不高，就可能导致满盘皆输，从而错失保研资格。可以说，围绕绩点而展开的竞争是残酷无情的，也是“锱铢必较”的计算与较量。但是，如果两个人的绩点相差无几，就因为小数点后面两位数的微小差距，而决定保研资格或其他机会，那么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特别是北大清华等头部高校，入学选拔的都是高考成绩最好的一批学生。他们之间不分伯仲，也不应该硬性按照绩点来分个三六九等。如果强制要求教师在考查学生时，按照一个不容商量的优秀率来评分，就可能因为名不副实而导致事与愿违。

绩点也让大学生之间的关系难以融洽，因为学校通常设置课程成绩优秀率指标，这使绩点成为一种相对成绩评定，一个人的成绩取决于其他人的平均成绩和分布状况。哪怕是人人高分，绩点也未必高。只有拉开分差，才能让高分获得高绩点。

与此同时，大学生的不平等和不公平问题也日益凸显。尚未准备好的大学生，还在懵懂之中，就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绩点大战。不少大学生直到快毕业了，还没有适应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但为时已晚。

郑雅君在《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就揭示了大学生经历迷茫的痛苦过程，而刷绩点在其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特别是没有提前进行大学学业规划的人，往往错失良机，抱憾终身。

全面取消绩点，学业评价会变好吗？

在学业评价中削弱绩点的主导地位，乃至全面取消绩点，或许会带来一定程度的改善。打破绩点在学业评价中的主导地位，采取更加多元化的学业评价机制，这是这场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和期望实现的目标。

这会营造一种更加包容的校园氛围，鼓励大学生选择难度和挑战更大的课程，而不是沉迷于“水课”不能自拔。这也会让大学生探索课程以外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而不是为了增加课业成绩而错过了大学生活本应有的样子。

当然，全面取消绩点改革也会引导大学教师创新课程设计与教学，发展更富有创意和新意的课程。教师不必担心课业成绩对学生绩点的影响，可以不用刻意安排闭卷考试或开卷考试，而是能够采取更符合智能时代的考查方式。

比如，一些教师担心通过课程论文考查学生，可能面临生成式人工智能滥用风险，也会遭遇绩点焦虑的大学生质疑。全面取消绩点后，教师的担忧会有所缓解，课程设计与教学也能够更加随心所欲，进一步贴近大学课程应有的理想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取消绩点能否带来预期影响，还需要关注大学生的行为转换和心态转变。如果大学生的学习动机不能有所改变，也没有类似于绩点这样的学业评价机制加以激励，那么大学生也可能从“卷绩点”的一个极端走向“躺平”的另一个极端。

因此，要确保这项改革是持续向前的，特别是做好相关改革的衔接和配套，使大学生也同样能够对学业评价改革保持预期和坚定信心。

北京大学并非第一所全面取消绩点的高校，此前也有不少高校进行了类似的探索和改革，而未来也会有更多高校继续试水。当然，其他高校是否应该逐步淡化乃至取消绩点，教育主管部门是否应该指导和规范，都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当越来越多高校形成共识并全面取消绩点时，才能真正带来学业评价改革和大学教育转型。

除了全面取消绩点，还应做什么改革？

绩点制在中国高校大行其道，其背后也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因素。就像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一样，绩点制也尤其适合在中国发扬光大。绩点制就像高考和考公考编一样，都在通过一种严苛的量化考试来层层筛选人才。这样一种绩优主义的制度表面上看是选贤任能，实际上是将贤能逐步窄化和量化，也在无意之中背离了制度设计的初衷。

客观上不再使用绩点来对学业进行评价，不意味着绩点就会消失，也不意味着绩点焦虑就会缓和。当大学生需要优中选优，分配入党、奖学金、保研等稀缺机会时，就需要一把尺子来丈量高低。当学生在同其他高校的同辈比较时，依然可以轻松换算绩点，也依然需要绩点来进行遴选。换句话说，如果不铲除滋生绩点焦虑的土壤，就不可能走出绩点制笼罩着的阴影。

绩点制从学业评价的形式蜕变为一种形式主义，并非绩点的形式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使用这种形式的人出了问题。只要形式服务的内容不变，那么完全换掉形式，依然治标不治本。因为其他学业评价的形式也会卷土重来，无论是合格制、等级制还是百分制，课程成绩记载方式的不同，只不过带来了绩点换算公式的差异罢了。

已故公共管理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曾撰文指出，可以把绩效考评体制分为三种，分别是目标体制、排名体制和情报体制。目标体制设定绩效的最低门槛并加以监测，排名体制比较不同单位的绩效并排列顺序，而情报体制将绩效得分作为用户选择、政策调整或管理干预的背景信息。相对来说，三者适用的社会文化也不尽相同，分别是等级主义、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

绩点制是一种介乎目标体制与排名体制的学业评价方式，符合个人主义和等级主义的社会文化，鼓励通过竞争而分级。之所以绩点制带来如此之多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乃因它是一种“强力激励”。与之挂钩的资源分配影响巨大，甚至可以说是“一点定终身”，所以才会使之扭曲和变味。

当人们将如此之多的诉求都加于绩点之上时，绩点制也就因为难以承受之重而带来诸多问题。因此，弱化与绩点相关的激励，使绩点回归到提供情报的定位，哪怕不取消绩点，也不会造成绩点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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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